不良童年經驗與ADHD的相關性

 小巷在20歲時被醫生診斷出ADHD，並且因爲生活轉變關係，而在生活有一些困境，於是定期和諮商心理師聊聊。小巷常和諮商心理師談到好像是因爲ADHD的行為特質多數的導致生活困擾，有時也會談到小時候的家庭環境及父母互動。某次諮商時，心理師提出了一個問題：「你提到的這些生活困擾，有時似乎與特定的童年經驗有關，那麼，這些困擾真的是來自 ADHD 嗎？還是可能與過去的經歷也有關呢？」，小巷當下對於這個提問沒有思緒，但因爲心理師的提問，小巷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    而這樣的問題不僅小巷想知道，學術界也有不少研究者對此充滿興趣。像是Nicole M. Brown等人利用全國性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，數據來自 2011 至 2012 年的「兒童與青少年健康測量計畫」。研究團隊篩選了 4 至 17 歲兒童的家長提供的回答，有 76,000 多名家長的回答，其中約6,700 名（8.8%）家長的兒童被診斷為ADHD。

    研究針對不良童年經驗與 ADHD 程度（輕度、中度、重度）的關係進行探討。不良童年經驗包括 9 個類別，其中有社會經濟狀況、家庭成員狀況、鄰里環境、是否受到歧視等等。研究將孩子的經歷分為1個、2個、3個及4 個以上類型的不良童年經驗，並分析這些經驗與 ADHD（輕度、中度、重度）的關聯性。

    而這篇論文的數據結論方面有二個地方可以關注

    而第一點則是患有ADHD的孩子，如果有2個以上類型的不良童年經驗，患有中度至重度 ADHD可能性更高，而只有一個不良童年經驗的孩子較可能是患有輕度ADHD，相對來說就算只有一個不良童年經驗，就也較有可能患有ADHD。

    而第二點，也是Nicole M. Brown等人文獻結論中提出的一點，醫療環境在評估是否患有ADHD時，常對於不良童年經驗較少全面評估，而沒有辨識出不良童年經驗，可能導致只專注於治療不適切的表面行為，而沒有處理潛在創傷，可能對於治療方面的成效受限。

    當然這篇論文也有其限制，ADHD 的診斷與嚴重程度完全基於家長的回報，家長本身若患有 ADHD，或正經歷育兒壓力、心理健康問題，可能會影響他們對孩子 ADHD 狀況的評估。而其論文的優勢則是因爲過去許多規模較小的論文，支持ADHD和父母精神疾病及累積創傷有著相當的關聯性，而這篇論文則是運用全國代表性的大型樣本再次支持這個結論。

    而小巷對於這篇論文後覺得學習到了很多，而他也希望這些事情能分享給更多人知道，並且覺得以下有幾點說不定能幫助到一些需要長期陪伴或身邊有ADHDer的人，抑或本身就是ADHD的人

    第一個是創造支持性的環境：因爲小巷成長過程的環境，其實是很有安全、穩定和關愛的環境，也有幾個助人工作者陪伴成長，而這對於他在面對或回顧不良童年經驗時有著很大的力量跟支持。

    第二個是早期介入和支持： 小巷成長過程因爲有懼學的議題在身上，也由於小巷小時候家人較少在家，而他熱愛運動（如籃球），過動症狀不明顯也無長期觀察者，因此 ADHD 直到大學才被診斷。而他思考，如果在童年時期就發現 ADHD 並進行適當的介入，是否能讓自己的學習與生活少些掙扎？

    而這篇研究也讓我們看到，ADHD與童年經驗並非獨立的議題，而是可能彼此交織影響。同時，對於有 ADHD的孩子或成人來說，支持性的環境與早期介入，或許能夠為他們減輕生活上的不適應。

資料來源：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8477799/